中国在整个历史时期当中，政治上时分时合，文化上却一直是较为统一的整体。尤其以汉字为载体的书面语通行全境，自秦以降始终如此，避免了西欧语言分化导致文化差异拉大，最终造成永久性政治分隔的局面。

    但是，与高度规范统一的汉语书面语相比，汉语口语却要复杂得多。

    虽然中国历史上跨区域交流以书面为主，但是对口语的标准音也不是全然无视。春秋时期，孔子在教学时就采用当时的标准音“雅言”。而中古时期创作近体诗时更是要严格根据《切韵》系统韵书的规矩，如果在科考中出现错韵是会直接判作不及格的。

    后代诗人由于不谙古音押韵很容易出错，如《广韵》中的元韵极易压错，被称作“该死十三元”。

    中国在传统上向来尊奉中原地区的方言，而中原地区的方言也就一次次地对其他地方进行洗刷。在不少方言现今的读法中还能看出这种历朝历代学习标准音留下的痕迹，如上海话“行”在“行李”中读ghan，“行动”中读yin，后者即受到近古标准音影响的例子。

    标准音影响力的大小随时代而有不同，大体上说，在全国政治统一、交流频繁的时代，标准音的影响力就大，甚至可以整体取代地方方言。反之则弱。上古、中古的标准音距离现在已经相当遥远，要说推广国语的历史，明朝是个不错的起点。

    明朝从建国开始就颇重视标准音的推广，建国伊始即发布《洪武正韵》，试图设立新的标准，一扫前朝“胡风”。但是《洪武正韵》是一本相当保守的韵书，间杂有吴音影响，并未真正在明朝人的口语中通行过。明朝真正的官话则是一种以读书人口中的南京话为根基的语言。

    宋元以来，由于长期的隔离和政治中心变动，中国通行的官话逐渐发展成为南北两支。北系官话主要流行于华北地区，以《蒙古字韵》《中原音韵》为代表，而南系则在南方流行。

    两支官话最主要的区别在入声的处理上，北系的入声消失较早，甚至演化为双元音，而南系的入声则仍然保留，如“白”字，北系读bai，南系读baeh，“鹤”北系读hau，南系读hoh，“黑”北系读hei，南系读haeh，“瑟”北系读shy，南系读saeh。此外，两系官话虽然都有翘舌音，如“知”“支”“淄”三字北系分别为zhi、zhy、zhy，后两者同音，而南系则为zhi、zhi、zhy，反倒是前两者同音。

    按理说经过元朝的统治，北系应该更占优势。从基本盘来看，华北几乎都是说官话的地方，而东南地区普遍说和官话相差甚大的六种南方方言（吴、闽、客、赣、湘、粤），据明朝西方传教士观察，只有读书人和上流社会使用官话，北系的群众基础远远好于实际使用范围限于南京附近的南系官话。如此看来南系官话覆灭似乎是顺理成章了。

    清朝后期东南各地传教士把圣经大量翻译为当地方言，体现了当时方言的强势地位。

    伴随京音派的胜利，民国政府颁布了新的拼音标准，即所谓国语罗马字。国语罗马字应合了“汉字不废、中国必亡”的思潮，因此创作目的即是为了彻底取代汉字。其特点是用拼写来区分声调，不加附加符号，如“七、其、起、气”的读音分别是chi chyi chii chih，“抛、袍、跑、炮”分别是pau paur pao paw。由于难学难用，也相当不美观，因此使用上非但没能取代汉字，甚至连威妥玛拼音都未能替代。只有诸如陕西、山西这种威妥玛拼音难分的情况下才有一定流行度，现代的Shaanxi和Shanxi之分即来源于国语罗马字的Shaanshi和Shan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