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我们缅怀在抗战中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三千余万同胞，同时也怀着崇高的敬意缅怀因抗日而牺牲的先烈们。我外祖父薛凤昌就是因抗日而被日本宪兵队所杀害的。

我自小与外祖父薛凤昌一起生活，面对面接受他的教育训导，直到他被日本宪兵队杀害为止。但是他对我的影响却是终身的，他的音容笑貌，虽时隔七十余年仍历历在目，定格在我的一生。

外祖父薛凤昌原名蛰龙，字砚耕，号公侠，光绪二年（1876年）生于吴江同里镇，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秀才。因受百日维新影响，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从科举进取转为民族革命，从皓首穷经转为崇尚科学，致力于传播新思想、新知识，立志于教育救国为其终身事业。为充实自己于1899年至1901年赴日本留学，攻读理化和生物，掌握了日语，1902年返国，1903年起即从事教育工作，一面教书，一面与同好积极办学，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外祖父一生刻苦学习，以读书为乐，命其书室为邃汉斋，一有闲暇即手不释卷，不仅读经、史、子、集，且研读理化、生物等学科，日以继夜，孜孜不倦。在书室中藏书盈万，有些书属珍本，如《剑南集》、《戴南山集》等分别为明清早期版本，在外祖父死后由舅父将藏书全部捐给上海市图书馆。

1903年吴江县金松岑先生和陈佩忍先生与外祖父共同在同里镇创立“自治学社”和“理化传习所”，“自治学社”由松岑先生主持，佩忍先生和外祖父襄助，“理化传习所”则由外祖父主持并兼任自然科学教师，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此为吴江县创办新式学校之始，也是外祖父从事教育救国之始。“自治学社”和“理化传习所”成立后，在当时社会影响很大，许多青年纷纷前来就学，培养了不少人才，柳亚子、王绍鏊诸先生均毕业于斯。

因“自治学社”和“理化传习所”毕竟规模较小，所开学科较少，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外祖父在金松岑、费伯埙诸先生的支持和协助下，不辞辛劳，一面与当时吴江县当局极力周旋，争取财政支持，一面呼吁士林，共同努力，共襄义举，遂于民国元年（1912年）初成立了吴江县立中学，并任第一任校长，其办学以德智为先，强国为重。曾说过他有三忧，一忧中国国力日衰，致列强欺凌，得寸进尺；二忧掌权者政治腐败，不能励精图治；三忧黎民百姓思想愚昧，浑噩不进。”为荡濯三忧，唯有开发民智，广办教育。1914年外祖父接受省立无锡师范学校的聘请，离开吴江县立中学到无锡师范学校任教，后又被聘为上海光华大学教授。

外祖父爱书成癖，所阅之书，虽经数十百遍，无一皱褶，无一污点，其新如故。他曾教育我说：“读书之人不爱书，即非读书人。”他不仅爱书，且对出版书籍，亦饶有兴趣。值得一提的是他汇辑出版了《龚定盦全集》、《梨洲遗著汇刊》和《牧斋全集》三部大书。

龚定盦即龚自珍，定盦是其号，生于乾隆57年（1792年），杭州人。乾隆时期进士，曾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官，殁于道光21年（1841年），在他活着的近50年中，写了三百多篇散文和800多首诗词，清代末叶仅有零星刻印和抄本传世，外祖父四处搜集，于1909年铅字排印了邃汉斋《龚定盦全集》。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印《龚自珍全集》，在编例中明确写道“本集仿‘邃汉斋’校订本编例，编成十一辑……。”可见外祖父编定的《龚定盦全集》质量之高可见一斑。

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为清代著名学者，著作甚丰，然生前刊行于世者极少，外祖父多方搜集，编成《梨洲遗著汇刊》五十七卷，宣统二年（1910年）由上海中华书局排印。外祖父在书前写了《汇刊梨洲先生遗著缘起》云：“梨洲先生著述之盛行于世者，仅《名儒学案》而已，此外诸著或散见于各丛书中，或未曾刊行仅见抄本者，或抄本而不一见者，东鳞西爪，散佚居多.....乃于课务之暇，广为搜访，期月毕事”，此书中有大量南明史料，柳亚子先生为研究南明史专家，为此他撰文盛赞外祖父编印《梨洲遗著汇刊》之巨大功绩。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明末清初诗文大家，所著诗文集《初学集》、《有学集》在作者生前印有刻本，并为当时文人学者所推重，但在乾隆时期被列为禁毁书。宣统元年（1909年）外祖父从书贾手中偶尔买到一些古书，其中竞有两本古旧抄本《投笔集》和《有学集补遗》，抄本上尚有何焯的收藏印章，经外祖父批阅鉴定，均为钱谦益生前未刻印过的遗著，欣喜之极，乃遍示同好，未几，著名藏书家范书成先生忽邀外祖父至其家，出示其祖上秘藏之《初学集》、《有学集》原刻本，并说：“若以君得之抄本合之，斯两美矣。”又说：“原刻本系珍秘，不可外借，但可抄录。”自此外祖父邀亲友数人，晨抄夕写，经数月编成了一部一百六十三卷，一百六十余万字的《牧斋全集》，翌年五月，以邃汉斋名义集资排印出版，外祖父为这部巨著写了《校印牧斋全集缘起》及《校印例言》，署名“吴江凤昌氏识于邃汉斋”。1995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牧斋初学集》即以《牧斋全集》为祖本，并附印外祖父所撰《缘起》与《例言》，在出版说明中称《牧斋全集》为邃汉斋本。这部为封建王朝禁毁而沉埋了一百多年的巨著得以重返人间，与外祖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外祖父又翻译出版过日本澁江保的《波兰衰亡史》，又帮助金松岑先生译日本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孙中山先生作的序）。金松岑先生在跋中云：“译者疏于和文，助其不逮者，薛君蛰龙之力为多，不敢掠美，谨志于此。”

外祖父擅诗文，勤著述，生平著作甚富，有名人传略20余篇，散文二百余篇，诗词三百余首，1954年时，柳亚子先生曾表示要将外祖父著作汇集出版，于是舅父薛思明将书稿一一校阅、分类，约经三月完成，后携稿造上海柳亚子寓所，适柳患病，此事暂且搁下，1958年柳亚子病逝，出书一事遂无人问津。文革期间遭红卫兵抄家，遗稿被目为“四旧”，抄走后不知下落。遂湮没于世，惜哉！

外祖父对谜语也颇有研究，曾著《邃汉斋迷话》发表于1912年的《小说月报》，翌年由商务印书馆印成单行本，作为《文艺丛刊》之一，当时被认为是打破以往《谜集》、《集谜》等老框框谜语格局的创始者。

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在沦陷区部分学校停办，没有停办的学校被强制开日文课，如无日文教员，则由伪当局派日籍教员前来执教，对此外祖父异常愤慨，认为这是奴化教育，不可接受，毅然辞去一切学校的聘请，返回故里。但仍不断有人登门三顾茅庐，请他出山，他均婉言谢绝。他写了一首诗：“日月似奔轮，倏忽六十人。倦矣风尘跡，艰哉老病身。且歌归去也，谩说葱驴绳。”将诗贴在书房门上（他一般都在书房接待客人），以后再有人来聘请他时，他总是用手指一下门上的诗，请来人先看一遍。

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并强占英法等在上海的租界，设在英法租界内的许多学校解散停办。同里镇上没有中学，而镇上求学在外的中学生却为数不少，很多均失学在家，外祖父见此情形，很是忧虑，萌发了在同里办一所中学的想法，事有凑巧，我堂舅薛天游（外祖父之侄）在上海租界内办吴淞中学，时亦解散停办返里，他很赞成外祖父在乡里办中学之举，并表示愿全力襄助。叔侄二人同心同德，夙夜匪懈，经各方募捐赞助，仅用三个月左右时间，即成立了一所完中，名同文中学，外祖父任校长，天游舅任教务主任，定原同里小学旧址为同文校址。原同里小学曾为日军驻地，后日军撤走，小学无人管理，房屋门窗全被拆卸，仅成空壳，校园荒草没膝，经过一番整修，因陋就简，竟于1942年秋开始招生，六个年级全部开课，同文中学校风朴实，提倡民族气节。在全校师生的努力下，虽属草创，而教育质量却不低，由于外祖父和天游舅在教育界均有很高名望，故附近乡镇青年纷纷慕名前来同文就学，学校日益巩固和发展。

学校在课程设置上，设英语而不设日语，这与当时汪伪的教育方针相背，有关当局多次要求开日语课，均为外祖父拒绝，他曾对我母亲说：“日语只不过窃取汉字的偏旁凑合而成，是下等文字，日本人穿着木屐踢里踏拉在街上走，是下等人，我决不开下等人的下等文字课。”一边伪政府坚决要求开，一边外祖父坚决不开，僵持了一年多，双方都不肯让步。

1943年11月15日汪伪吴江县教育当局派人邀外祖父去吴江谈开日语课的问题（当时从表面上看态度还较客气），经过谈话未达成什么结果，伪县当局认为外祖父思想有问题，要求其迅速转变，按汪主席（即大汉奸汪精卫）“曲线救国”的精神办事，要他回去好好想想，好好反省反省，不要错过反省机会。

当时外祖父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判断失误，认为定为思想问题，不会有太大问题，因而未采取任何避祸措施，对伪当局不理不睬，依然故我。翌日即16日下午，外祖父返家，将去吴江县的上述情况向我母亲介绍一番，我母亲也未说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就这样糊里糊涂了结了。

过了一个月，即在1943年12月15日晨，突然有三个人，身穿灰色制服，闯进外祖父家，一面将一黑色口袋罩在外祖父头上，并用手铐铐住双手，一面在书房内抄检，主要将信件取走，其中有一像小头目样的人说：“劳驾你到宪兵队去一趟。”在抓捕外祖父时，外祖母、舅母都亲眼看到，外祖母见此情境，一面哭泣，一面问：“你们为什么把他抓走，还把他弄成这样？”他们说：“我们只是奉上峰宪兵队的命令，为什么你问宪兵队去。”外祖母哭的更厉害了，甚至嚎啕起来。他们又说：“老太太不必如此，万事要看开一点，看穿一点。”这时家人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将舅父薛思明从上海调回（他在上海一中学执教），遍请亲朋好友设法打听消息，了解现状及被抓的确切原因，探寻营救办法。当时重点请托的人有范系千（亲戚），在伪吴江县政府任第三科科长，有汪有成（内侄）在吴江县商会做事，尚有其他一些人，经多日努力未见效果。

日本宪兵队驻地在松陵镇银行弄原中国农业银行旧址。我母亲曾亲自去日本宪兵队探询，所遇到的人均系汉奸日本翻译，宪兵队翻译有五六人之多，大部分良心泯灭，甘心为虎作伥，他们跟我母亲说：“日本人对薛老先生很好，请薛老喝咖啡，吃西餐，不久就会放还。”但也有个别的偷偷地对母亲透露一些情况，说：“薛老天天绝食，问他问题一概不作答。”

1943年12月25日上午，吴江县当局派人通知外祖父家属前去收尸，尸体已搬离宪兵队，移至吴江南门外一小庙内。舅父决定由他前去收外祖父遗体，临走时他召集家人说：“如果三天我不回来，也没有给你们任何信息，那我也回不来了，你们应作好思想准备。”说毕启程。当日傍晚舅父扶遗体至同文中学校内，借校舍进行奠殓。学校放假，全校师生均痛哭哀伤，许多学生一面流泪，一面说：“老校长以67岁高龄，在被捕前一天还在给我们上课，他的高风亮节，我们永世难忘。”

家人在清洁遗体时，发现身上有许多淤青，显然受过刑罚，右手小指缺失，左手拇指与食指间“虎口”上的肉被咬去，手上尚有齿印，显系日寇放狼犬撕咬作为肉刑。

外祖父丧事共办了三天，三天中前来吊唁者络绎不绝，里中陈雅初先生为拟挽联一副：门盈桃李，功被桑梓，寥落过西州，回首音容成隔世。公实冰清，吾非玉润，穷阴逢塑雪，伤心风木哭深闺。

外祖父殉难，在全校、全镇乃至全县引起极大震惊，但由于日寇的残酷统治，人们均敢怒而不敢言，噩耗辗转传至重庆外祖父的长侄薛嘘云时，已是1945年，时柳亚子亦在重庆，嘘云舅与柳亚子为同学，两人相遇时，谈及外祖父被害情况，柳亚子先生神情凄然，当即挥毫作挽诗七绝三首：

四十年前薛蛰龙，竹林小阮蜀江逢。

史家班范都非命，文字难争造化功。

少年慷慨忆同川，文献枌榆晚岁传。

他日东归期掇拾，难忘香火旧因缘。

同川衣钵谁能负，心折堂堂天放翁。

留得鲁灵光殿在，留侯黄石倘重逢。

历史地来看，外祖父的一生是辉煌的。为祖国之强盛，以教育救国而奋斗一生，为宏扬文化，培育人才而呕心沥血，成绩斐然。外祖父的死是壮烈的。为保持民族气节，不畏强暴，在日寇的严刑下，不折腰，不低头，从容就义。

外祖父永垂不朽！

                                                       2015年9月

作者系薛凤昌外孙李为铎，为退休公务员，现年八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