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薛凤昌在吴江县同里镇上，无论是一般民众或当地士绅，在德、才、学方面的威望，可谓首屈一指，一提起薛公侠（薛凤昌号公侠）无不肃然起敬。

民国十六年十月三日，吴江县政府委任外祖父为同里市行政局局长，为同里最高行政长官。对此，一般人都认为这是上级政府对外祖父的赏识和给予崇高荣誉。但外祖父对此任命却不以为然。听外祖母说：当时亲朋好友、邻居、甚至许多只是点头之交，均纷纷上门，祝贺者、送礼者、求职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奉承之词，不绝于耳。当时外祖父很尴尬，接待也不好，不接待也不好，只是敷衍一下而已。

外祖父的志向不在做官，而在兴办教育，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对官场并不看重，相反，认为官场腐败，当官的十之八九贪污敛财，能励精图治者如凤毛麟角，故不愿厕身官场去做官。

自委任之日起，外祖父即以口头方式通过有关人员多次向县府取消委任，但均无效果，不得已而采用公文的方式，不断递上辞呈，在不足两年时间内，向县长递上八次辞呈，在民国十七年夏秋之际，连续递辞呈达四次之多。辞职要有理由，他所陈说的理由大体上有二个方面，一方面说明同里人才济济，愿任市政局长者，不乏其人，如民国十八年二月四日提出“里中告奋勇而愿效驰驱者，正不乏人，更何必强人以不愿为而重违奋勇者之意，用特沥陈下悃，迄将市政继任之人，选期选定，俾接替有人，无误新政，公私两利，不胜迫切待命之至。”民国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又向县长提出辞呈说：“同区人才如鲫，贤于昌者不知凡几，热情可掬，勇于昌者实繁有徒。他人望任之殷，亦既翘足而待，遂我初服，慰彼热中，一举而公私两利。钧府亦何惮而不为，用敢再上私悃，乞鉴愚诚，俯予允准，遴选继任。”

另一方面，亦是主要方面，他以体质衰弱，往常疾病缠身，对繁杂的市政，不堪重负，健康每况愈下，以误公误私为由，不得已而请求辞职。如民国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辞呈：“窃昌素体孱弱，不耐繁剧，前曾一再恳辞，辱承温谕慰由，未遂所请。”“至前月中旬竟患湿滞，腹痛胃嗳，初猶勉支，继则莫能兴，延请中西医疗治，举无速效，饮食锐减，精神益惫，迄于今兹已匝月余，误私误公，莫此为甚。”“病榻转侧，惶恐无地，唯有坚请辞职，另简贤能，俾孱弱之躯，从容养息，本区行政，日新有期，公私感戴，实无涯涘。”翌日（即八月廿三日）县长阅后即批示：“清恙深系鄙怀，加意调养，即可渐次痊复，务希望顾念梓桑，勿再坚持，市政虽繁，有各股员相助理，自无庸顾虑也，此令。”不准辞职。只过了四天（即八月廿七日）继续提出书面辞呈：“窃凤昌前以抱病兼旬，政务蝟集，不得已吁请辞职，免误公务，此非好为辞让，临时下名流之惯例。昨读钧府指令，仍不见许，在钧府曲予优容，在个人似蒙打击，盖以孱弱之躬，罹淹缠之疾，而膺艰巨之责，即在途人亦谅其力不能胜，爱我如钧府者独不许弛其负担，抑又何忍。以是继读沥陈，乞请迅简贤能来局交替”，“请词迫切，无任惶恐，待命之至。”廿八日县长又批示：“即稍有清恙，一往医调，不久即可痊愈，何必一再具呈，亟亟求去”，“务希以地方为前提，勉膺艰巨，勿再固执，此令。”

如此反复，至民国十八年四月，经八次辞呈未获效果，外祖父毅然亲自去县政府面见县长，当面提出不愿做官，县长无奈，口头允准，但迟迟不下文，采取拖延策略，外祖父当即呈文声明不再干预市政，文中说：“日前面聆榘诲，忻慰曷极，唯市政一席，力请另委，业蒙首肯，但迟不发表，望眼欲穿。声明自今日起（民国十八年四月十日）于市政不复负责，一俟继任来局，再行出为交替。”实际就是挂冠封印而去。县长退无可退，遂于五月委派名厐文彬者为代局长，至此辞职一事才算如愿。

辞职以后，并未高卧北窗，立即投入教育工作，不久由钱基厚、厚，钱基博等先生聘为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国文，期间写有《从秀才到教授》的演讲稿，在部门学校（如安徽桐城中学）进行演讲，其主旨为现身说法，提倡自学，养成自学习惯，树主自学可以成才的观念，颇受好评。（整理：马欢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