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在告别人世９年之后，他似乎依然没有远离中国文学。今年１１月２５日，恰逢巴金诞辰１１０周年，海内外人士云集上海，怀念这位寓伟大于平凡的文学老人。
    人们发现：巴金收藏了自己经手的几乎每一样文字资料和物品，甚至包括在饭馆吃饭的发票、在裁缝店制服的收据；“文革”之后，巴金向整个民族发出了要“讲真话”的呐喊声；巴金更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在五四精神之中“探取”的理想主义火种，是否还能照亮当下时代？
    走近巴金，让我们继续叩问……
    收藏“物无巨细”：从开国大典资料到饭馆吃饭发票
    在上海图书馆一楼，巴金故居筹备近一年的《巴金的世界》纪念展，多角度、多层次展现了真实的巴金，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上千件展品多为首次展出。
    巴金故居副馆长周立民介绍，巴金故居已经整理出的藏书约７万册，生活用品和其他藏品还难以统计，因为“还有３００箱的东西没有启封”；这其中有两笔“书信财富”弥足珍贵，一笔是数千封名人书信，涉及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刘白羽、冯骥才等几乎所有中国现代重要作家；另一笔是上万封与读者的通信。
大到参加开国大典的全套文件资料，小到在饭馆吃饭的发票、在裁缝店制一件衣服的收据、装修和修理家电的凭据，只要有文字和生活的记忆镌刻其中，巴金全部妥为收藏。“可以说，从上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巴金把他生活中所有的细节都保留下来了。”周立民说。
    巴金为何“物无巨细”加以收藏？周立民说，巴金有开办博物馆、纪念馆的意识。他发现，巴金去德国参加一次文学会议之后，从机票、到会议论文、到外国作家赠送的纪念品，都放进资料袋中，详细标注说明。
    “巴金性格中有大气的一面，也有细致认真的一面。巴老曾提出要建中国文学资料馆，要建文革纪念馆，他很可能是从自己做起，收藏史料，他不是随口说说而无准备的。”周立民说。
期待“讲真话”：《随想录》引发社会集体反思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巴金先生离开我们９年了。这些年，我们是距离先生的期望更接近还是更落后了呢？”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说。
    巴金的期待是什么？人们最难忘的，是“文革”后他提出的“讲真话”。
    中国文学研究者李辉认为，巴金１９７８年底写的《随想录》，振聋发聩地对整个民族呐喊“要讲真话”，影响深远。
    “当时几乎没有谁批判巴金，巴金站得最高，他从自我忏悔、解剖灵魂、道德上自我完善的高度来反思历史。”李辉说，《随想录》引发了整个社会集体性的反思，韦君宜的《思痛录》和杨绛的《回忆录》，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巴金“说真话”的影响。
    但巴金所提出的“说真话”，亦是最难。作家赵丽宏说，“说真话”对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无疑是一种期待。三个字看似朴素，却含义深刻，要做到非常不易。“巴金为中国人树立一个道德标杆：讲真话，追求真善美。而真假、善恶、黑白，有一个漫长的返璞归真的过程。”
   精神遗产：保持理想主义的姿态
    走近巴金，记忆巴金，还原巴金。人们发现，巴金是一个终身的理想主义者。五四精神的火种，在他内心深处闪耀不息。
“让我们学习巴金，做一个有理想的人。”巴金研究会会长陈思和说，巴金留下的精神遗产，是一种可贵的理想主义精神。巴金对理想的追求，几乎贯穿了一个世纪的漫长人生。
    文学评论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扬说，在文学上，巴老坚守理想主义情怀，他创刊的文学期刊《收获》，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办至今，有一条原则“不登广告”。曾经编辑部对巴老提出“能否破例”，而巴老断然拒绝：“是否已经活不下去了？”
    “在当下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中，文学是否要紧跟消费？文学是否要急功近利？”杨扬说，我们依然需要巴老这种理想主义精神，我们这个民族要等一等自己的灵魂。
    纪念巴金，勿忘巴金，让理想主义的光亮照进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王安忆说，当下时代，人们应该在消费和消耗中安静下来，倾听巴老的话，从心灵出发，与时代保持文学的关系、保持理想主义的姿态，而不是被物质挟裹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