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纸、砚被称为文房四宝。除了纸张之外，文房四宝中的砚台、毛笔及墨汁，几乎已经消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尽管在文房四宝中排序最末，砚，因为其质地坚固，却是其中最耐久的一个。笔，不耐久，老不中书；纸，置久则脆，难于使用；墨，陈久失胶，易于散碎。三宝，皆难久蓄。唯有砚，材质坚固，难于损坏，存留千古却亦如初。

   砚台，对于现代人而言，已经陌生成了爷爷书架上的一块方石头。而在古代，砚台却可能救人于水火。话说在唐朝末年，端州一位姓梁的举人赴京应试。谁知，考试当天，京城下起了鹅毛大雪，气温骤降。当时，考生们需要用墨条融水研磨成墨汁书写，天气寒冷，墨汁很快结成了冰，无法蘸用。这位梁举人用的家乡带来的端砚却很神奇，磨出的墨汁不结冰，他便可以继续使用。一会儿，天气更冷了，磨墨用的水滴结成了冰，梁举人恐慌之下对着砚台念出：“砚台啊砚台，人说你是文房四宝之一，如今你宝在何处？”谁知，砚台像是听懂了一样，中间浮出一层水汽。于是梁举人不停地向砚台呵气，呵气成墨，最终完成了考试。

   回顾中华五千年的历史，砚台一直与之并生着。迄今为止，最早出土的砚为陕西临潼县姜寨遗址中出土的一方石砚，专家鉴定为母系氏族时期的仰韶文代时期制造，距今已有5000年历史。

   砚台其实是由研磨器演变而来，原始研磨器的性质功能与同期出现的食物研磨工具类似。它可以将带有颜色、大小不一的有色物研碎、研细，使其成为书写用的颜料。

   砚通研，其最大作用是研墨。汉代刘熙在《释名·释书契约》中道：“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砚的解释则更为简要：“砚，石滑也。”

   从砚诞生之日起，它的作用就是发墨。“百工者以致用为先”，一方砚，其最关键是实用。即使是爱石如痴的米芾，也在其《砚史》一著中道，器以用为功。“石理发墨为上，色次之，形制工拙，又其次，文藻缘饰，虽天然，失砚之用。”

   逐渐的，随着文明的发展进步，书画艺术逐渐繁盛，而与之鸥水相依的砚台，也从一种工具演变成被文人墨客珍藏的艺术品。隋唐之后，砚的作用就超出了文具范畴。

   从古至今，砚台深受历代历朝文人雅士喜爱，被收藏家视为珍品。赏砚、赠砚、蓄砚、制砚的奇闻趣事，流传不衰，脍炙人口。

   宋代的大书画家米芾，爱好广泛。除了诗书画以外，还非常喜好奇石。米芾对于石砚也是如痴如醉，喜爱至极。一次，米芾得到一块端石砚山，其形似波澜起伏的峰峦，甚是美观。米芾对此砚爱不释手，连着三天拥其入睡，还请来好友苏东坡为之作铭。

   自宋元以来，砚又可按做派分为匠工作和文士作。顾名思义，匠工作指的是专于制作砚台的工人所制之砚，而文士作指的是墨客雅士出于兴趣自己做或设计的砚台。

   匠人砚，出自手艺人之手，工艺上乘，雕琢细致，但可能稍逊创意，多会刻画吉祥图案或花鸟鱼虫。古时手工艺人多是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因此，他们所制的砚上一般无铭款。

   正所谓，武夫宝剑，文人宝砚。“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文士作的砚台为文人自己创意，因此图案和雕饰虽然也有，但诗词歌赋、铭文跋语占了很大空间。

   北宋末何蘧《春渚纪闻》中记载了一则米芾得砚的趣事。一日，宋徽宗召米芾为其书法，米芾见皇帝桌上有一方名砚，便心心念之。一写完字，米芾就端上砚台跪在殿上请曰：“此砚经臣濡染，不可复以进御，取进止。”意思是，这方砚台已经被我用了，再让皇帝用就不够格了，因此请皇帝把砚台赐给我。皇帝当然看出了他的心思，便答应了。米芾获此至宝，又恐皇上反悔，急忙抱着砚台，连衣服都染黑了。宋徽宗叹气说：“颠名不虚得也。”

   苏东坡藏有一方名砚，他很是喜欢，为其名为“凤昧砚”。这是一方佳砚，被形容为“声如铜，色如铁。性滑坚，善凝墨”。苏东坡还作诗铭曰：“残璋断璧泽而黝，治为书砚美无有。至珍惊世初莫售，黑眉黄眼争妍陋。苏子一见名凤味，坐令龙尾羞牛后。”最后一句的意思是这让龙尾珍品都成了俗品。想来苏东坡本来只是戏言，可是，砚对于手艺人而言如文字对自己的诗词一样爱惜，当然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话。所以，日后苏东坡到歙县求龙尾砚时，歙人却记恨其曾经对凤昧砚的赞美，于是讽刺苏东坡说：“何不使凤石？”苏东坡想要龙尾砚，就只好另辟他径了。

   一方面，砚台材质的变迁体现出了科技的进步。而更重要的是，砚，融书画、雕刻等艺术为一体，浓缩了中华民族各个朝代文化、经济乃至审美的信息。于一方砚之中，不仅能品味和欣赏砚石细腻的纹理、精湛的雕刻技艺、独特的书画创意，还能从中一探传统文化的承载、积淀和缩影。

   在和平昌盛的年代，砚台上雕刻山水花鸟，而在战火连天的时代，砚台上雕刻的则是爱国情怀。在民族英雄辈出的南宋，岳飞、陆游、文天祥都曾在砚台上刻文明志。岳飞在端砚刻有“持坚、守白、不磷、不缁”八个字。意思是，抗金卫国的意志永不变，绝不与投降派同流合污。

   汉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书法、绘画、石雕均属我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之一，砚台在汉代有了巨大改变，从最初的简单工具演变成具有观赏价值的工艺品。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频频更迭，战火连连。人心惶惶之时，少有人能静下来潜心书画。然而，因为纸张的广泛使用，与之相配的，砚台也被推广开来。除了陶砚和石砚外，魏晋时期还出现了瓷砚。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中出图的一方砚台，方形四足，砚面与四侧均布满浮雕图案，有人物、走兽、飞禽、龙凤等。其图案形式与汉代石雕极为相似，具有雄浑厚重的质感。

   隋唐时期是砚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因为经济发达，文化事业也随之繁荣。而且，唐朝实施的“以书取仕”方针，鼓励人才以文进取的同时刺激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人们对砚台的要求也从原来的坚实、美观，上升到更细致的发墨、少损等功效。因此，隋唐时期的砚质和砚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隋唐时期的制砚工艺迅速多元化，砚材的种类也较前代更多。四大名砚之中的端砚和歙砚就出现在唐朝。端砚因石材产于端州的端溪而得名。唐代诗人李贺诗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 宋朝著名诗人张九成赋诗赞道：“端溪古砚天下奇，紫花夜半吐虹霓。”歙砚产于安徽黄山山脉与天目山、白际山之间的歙州的龙尾山，也称龙尾石。歙砚具有发墨益毫、滑不拒笔、涩不滞笔的效果，被南唐后主李煜赞：“歙砚甲天下”。

   宋代采取重文抑武的施政方针，同时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使得砚文化再一次得到飞跃式发展。从宋词的风格可见，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弄里文人，均醉心于风花雪月，这一特征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砚台的雕刻制造上。宋代对于砚石的纹理颇为看重，这可能就源自文人细腻的心思与情感。宋砚造型突出瘦挺、内敛，气韵冷隽，风骨峭拔，其主流砚形为抄手砚。

   最早的四大名砚在宋代相继确立，当时红丝砚位列其中。宋代苏易简在《砚谱》中归纳：砚有四十余品种，以青州红丝石为第一，端州斧柯山石为第二，歙州龙尾石为第三，甘肃洮河石为第四。后来，由于红丝石脉断而绝，红丝砚被澄泥砚代替，四大名砚变成了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

   四大名砚的地位在明代得以巩固。虽然明代也生产铜砚、瓷砚、木砚等各种材质的砚台，但由于石砚材料来源广泛，且个性独特，所以文人雅士中喜好石砚的居多，四大名砚中，端砚最为人们所看重。

   明清时期，制砚技术日渐成熟，工艺日趋精细，可利用的石材种类也越来越多，砚台之于文人的意义也有所变化。砚台不再仅是挥毫泼墨时的工具，更是置于案头的一件玩物。明代的砚台造型端庄厚重，纹饰不甚繁丽，大件制作居多。文人在砚上镌诗、题铭之风在明代大为盛行，因此砚台的艺术价值逐渐超越了其使用价值，收藏砚台也成了达官贵人附庸风雅的利器。正是如此，明清之后的砚台雕饰工艺精湛，造型美观独特，受到收藏者的喜爱。

   清代的制砚产业更加壮大，所用砚材除了前代已有的材料外，还出现了水晶、漆砂、翡翠、象牙、玻璃等名贵材质。清代砚台上的图案内容更加广泛，花草树木、名家书法、印章铭刻等皆匠人雕琢于砚上。清代砚雕把自古有之的各种雕刻手法灵活结合，交错运用，雕工细致，而且所雕出的人物、动物栩栩如生，日月山河波澜壮阔，花草树木形象逼真。康熙、雍正、乾隆年代的砚，款式上继承历代优点，风格多样，取材广泛，为爱砚者最爱。

   最早的化石砚就出现在明清时期。当时，有士子用燕子石制砚，所谓的燕子石就是寒武纪三叶虫的化石。三叶虫化石形状、纹理独特，风韵别致，而且石质且易于发墨，深为书家所珍爱。

   砚的材质繁多，几乎能适用的材料都被文人墨客尝试用来制砚了，但使用时间最长，应用最广、数量最多、一直沿用至今的仍属石质砚。

   最初，制砚用的石材并没特别讲究，古人拾到一块好的石头就可以用来做砚。传说三国时期诸葛亮平定南疆五月渡泸，在拉窄渡口安营扎寨，此地为砚石产地。一日，诸葛亮在水边捡到一块有七个眼的石头，他见石质细润，便制成砚台帐前使用，这就是十大名砚之一的苴却砚。

   砚成书写必备品之后，人们对它的要求就高了。于是就有了采掘砚石的行业。自古以来，石砚得到了太多喜爱。然而，众人皆知砚既可使用又可赏玩，却不知石材得来十分不易。不管何种砚石，开采起来都十分艰难。砚石的开采不能用机械，只能手工开采，可以想象，古代的技术条件下，采石工人的艰辛是难以估量的。

   端溪砚石的采掘是依石脉生长走向开采，初时在山的表面采掘，随着脉石的走向渐入山中而形成坑洞，有的达数百米深，因地势起伏变化石脉层不处于同一个水平面上，洞口与洞底的高差有几十米之多。砚石采掘对工人技术要求很高，如果看不清石壁，摸不准石脉，就会把好砚材打成废品。

   从古至今，端砚的老坑洞多在溪涧水底，因此只有在冬天水涸时才能进行开采。采石工人只能赤身裸体进入爬出，岁月累积，工人的汗水把洞口石料磨得乌墨发亮。开采时，每隔三数尺坐一工人，先用水罐把坑底水舀出，然后一面开凿一面把凿下的砚材向外传递。

   四川金沙江砚石的采掘属于露天采掘，主要矿点位于金沙江边的悬崖峭壁上，从海拔两千三百多米的山顶沿着陡峭的羊肠小道走半个多小时到达仅有四、五见方的作业面上，先要清除和剥离表面的泥土层、风化层，然后一人扶着钢钎，另二人用大锤轮番捶打，一块凳面大小的石料要捶打几十下才能掉下。细小开裂的废料必须及时清除，经挑选的石料渐渐把工作面都堆满，几无立足之地，再把这些石料用背篓背着，沿着峭壁匍匐攀援，运往山外。

   当今时代，更多人使用硬笔书写文字，墨汁也替代用砚磨墨，砚也远离了生活。电脑、打印机、签字笔代替文房四宝成为办公必需品，占据着办公室。

   然而，国学与书法的复兴会逐渐带动砚文化的回归。另外，在艺术品市场上，名砚的拍卖价格一再创新高。2007年，清代伊秉绶等铭大西洞端砚以96.8万元拍卖；2010年，康熙御制松花石龙马砚以425.6万元成交；同年，“乾隆御用”澄泥伏虎砚及紫檀盖盒以1400万元成交。

   借用当代知名书画家梅墨生的话概括砚的价值，“砚从制作到铭刻，兼融了砚工匠人和文人墨客的情思才智，从选材造型，到刻制纹饰砚铭，乃至在书房里的被使用，一方砚石积淀了太久的历史风尘与文化气息。无论是被皇帝使用的宫廷用砚，还是文人名士珍玩过的名家用砚，背后的历史、故事总是令人神往。所以说，一方小小的砚石，就是一个个历史文化的小切片，折射着、透露着一段段文化的雅韵。”

   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砚台一直与古人的生活密不可分，在文房四宝中占据重要位置。它既可收藏赏玩，又可传情铭志，凝历史烟云，怡主人性情，成为历代文人雅士心爱之物，而那些名人与砚台的故事，更是赋予了砚台以迷人的生命光泽。